人参是亿万年前就已诞生的植物，根据植物学家考证，人参大约起源于两亿五千万年前的第三纪古热带山区的东亚植物区系，由于第四纪冰川的到来，它们的分布区域迅速缩减，至今全球只有中国、朝鲜半岛、俄罗斯和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地域有人参这种古老的孑遗植物幸存下来。
人们对人参的厚爱并非无缘无故，而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4000多年前黄帝时代，中国就认识和应用了人参。文字记载涉及到人参的书如汉元帝时期史游所著《急救章》、战国时期范蠡所著《计然》，距今约两千多年。
古书《续名医类案》中记载：“一妪年七旬，伤寒，昏沉，口不能言，眼不能开，气微欲绝，与人参五钱，煎渣服之，顿愈。”《本草纲目》中载：“人参年久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人参、神草。”《广五行记》云：“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
中国汉代的著作《名医别录》上记载：“人参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又说其植株“三桠五叶，根如人形。”在《人参话》中记载人参“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椴树相寻。”这些记载不但记述了人参根、叶的性状，而且也记载了它适于在遮阴的环境下生长。
宋代苏颂撰写的《图经本草》对人参的形态、生物学特性记载尤详，如说人参“春生苗，多于深山背阴近极膝下湿润处，初生小者三、四寸许，四、五年后生两桠五叶，未有花茎，至十年后生三桠，年深者生四桠五叶，中心生一茎，三、四月有花，细小如栗，蕊如丝，紫色，秋后结籽，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
人参的历史记载，虽发端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但若论其记述之详尽，考据之完备，仍应首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散见于历代的人参记载，大抵上是关于人参药用方面的略述，尚无一本专门性的著作。据李时珍讲，甚父李言闻“尝著《人参传》上下卷甚祥”，可能是一部人参专著，但后人不得而知。
曾函询北京图书馆，请教《人参传》的下落，答复说该书已失传。又查阅《丛书综录》和《丛书集成·目录》均未见收录。思而目前所能见到的《人参传》的内容，只是《本草纲目》“集解”、“修治”、“发明”、“正误”中的索引，不过一千二百言，远不能窥见全貌。
如此看来，在明代以前，未见有关于人参的研究专著。但是到了清代却出现了人参的研究专著，虽然内容尚嫌浅薄，研究也过于单一，然而属人参的专门性著述，对于今人探求人参之历史不无益处，对于我们了解人参在清代的应用、商品贸易诸方面，也颇有参考价值。
清代的人参专著，目前看到的有三种，即：《人参谱》、《参谱》、《人参参考》。
由于人参的药用价值很高，因此历代君王都十分重视。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高丽显宗向中国进贡人参。元代前期，高丽忠烈王三年四月派将军张舜龙上书元世祖，要求元朝不要派人挖人参。同年七月，又上书要求不再进贡人参。高丽忠烈王五年（1279）十月，向世祖进献人参，后忠烈王二十三年（1297）十一月，忠烈王二十五年（1299）十二月，忠烈王二十六年（1300）十二月，忠烈王二十七年（1301）十二月都曾向元成宗进贡人参。高丽恭让王四年二月向太祖进贡人参60斤。明太祖洪一武二十五年（1392）对朝鲜规定贡物中就有人参。
中国有着丰富的人参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文化不但没有消失，到了今天，反而更加充满了勃勃生机，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与主流文化和谐相融，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份子。
